立法明確幼兒園視頻監控向父母開放是好事嗎?
今年1月,湖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審議的《湖南省學校學生人身傷害事故預防和處理條例(修訂草案二次審議稿)》,規定了幼兒園視頻監控系統的覆蓋范圍,并要求向幼兒父母開放視頻監控。
幼兒園視頻監控如何向家長開放,也成為今年地方兩會上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其中,如何在幼兒安全、學校管理、隱私保護等要求之間尋求平衡,是問題的核心。
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姚建龍近日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立法強調幼兒園監控設施的全覆蓋和開放,可以對幼兒園管理形成一種規范性的督促與威懾,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對于是否直接向家長開放,仍然有待商榷。“建議在立法中對家長查看監控的程序作出明確規定,這既能保護家長查看視頻監控的權益,又為維護幼兒園辦學秩序提供支持,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家校信任關系。”
監控向父母開放擬寫入立法
近年來,頻頻發生的幼兒園虐童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著人們敏感的神經。如何預防幼兒免受侵害,成為整個社會一直在探討的話題。
幾乎在每一次關于幼兒園虐童事件的討論中,都會有一個詞被頻繁提及——視頻監控。
推進幼兒園視頻監控,也已成為各地加強教育安全的一項重要工作。
北京市研究部署了全市中小學幼兒園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和中小學“平安校園”建設工作。加強市級統籌,推進中小學、幼兒園視頻監控聯網建設,制定《北京市中小學、幼兒園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工作實施方案》。
湖北省武漢市教育局正在對幼兒園監控設施進行摸排。下一步,將要求全市公辦幼兒園都安裝視頻監控。
在近日召開的廣東省廣州市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廣州市教育局相關負責人稱,目前對備案注冊的幼兒園均要求安裝監控,但是否公開不作強制規定,可由園方跟家長互相協調。
安裝視頻監控,只是“保護幼兒安全之路”的第一步。如何將視頻監控內容向家長公開,更需要深思。
在近日召開的甘肅省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上,甘肅省工商聯的委員們建議,督促幼兒園不斷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優化安全防衛系統,積極開展安全教育活動,增強教職工和幼兒的安全保護意識。在所有幼兒園安裝監控設施,并允許家長隨時查看監控視頻。
在廣東省廣州市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上,廣州市政協委員譚國戩、鄭子殷均在提案中建議,進一步規范幼兒園、學校等公共場所推進建設視頻監控系統,并提前試點、逐步推廣幼兒園視頻監控系統定點、定時向符合條件的幼兒家長開放。
在近日召開的吉林省長春市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上,長春市政協委員朱東、王帆共同向大會提交了《關于防范虐童事件加強幼兒園管理的建議》,其中提到,幼兒園應安裝遠程視頻監控系統,主要分布在幼兒園的出入口、游戲活動室、午睡室及游戲活動草坪等部位,目的是保證孩子的安全和身心健康,使孩子能夠順利成長。同時,使家長及時了解孩子在幼兒園的學習、生活、娛樂情況,做到真正隨時看護。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還在探討如何“開放視頻監控”的時候,湖南已先行一步,擬立法規定幼兒園視頻監控向父母開放。
《湖南省學校學生人身傷害事故預防和處理條例(修訂草案二次審議稿)》規定,幼兒園應當有效加強對虐待、歧視、體罰和變相體罰、侮辱幼兒人格等損害幼兒身心健康行為的監督,幼兒園的視頻監控系統應當覆蓋幼兒活動室、寢室、衛生間、保健室、綜合活動室、戶外活動場所等區域,并向幼兒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開放。
事實上,立法強制幼兒園安裝監控系統,在國外已有先例。
2015年4月30日,韓國國會通過嬰幼兒保育法修正案,要求全國幼兒園等保育場所必須安裝閉路電視監控系統,使兒童在幼兒園的活動公開透明,以此杜絕幼兒園虐童事件的發生。
根據該修正案,所有幼兒園安裝監控系統后,其所攝錄影像必須存儲60天以上,以備查證。如果有的幼兒園想用網絡攝像頭代替監控系統,則必須事先得到幼兒園園長、保育老師、嬰幼兒家長的同意,才能替代安裝。安裝監控系統的費用由國家承擔,但網絡攝像頭的安裝費用不包括在國家承擔范圍之內。同時,為防止侵權行為發生,幼兒園的監控系統將接受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的定期監督與管理。
虐童案件長期存在取證難問題
“近年來,全國個別城市發生幼兒受傷害事件,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在這些事件中,監控視頻往往成為最直接的證據。”譚國戩說。
然而,這個最為直接的證據,卻并不容易被家長獲得。
近些年,姚建龍對幼兒園虐童事件作了一些調研,他發現,在幼兒園虐童事件中,取證難是常態。
“相對來說,幼兒園的管理模式比較封閉,而幼兒的發育還不夠成熟,辨識能力與自我保護能力比較差,一旦發生園內的侵害事件,監控就變得至關重要。然而,國內很多這樣的事件,因為取證難,最后也都不了了之。”姚建龍說。
受虐兒童的被害人陳述以及其他兒童的證人證言(統稱兒童言詞證據)如何審查判斷,往往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具有決定性作用。但是,兒童言詞證據的審查判斷及應用,卻是一個爭議較大的問題。
姚建龍指出,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對兒童言詞證據認識的兩種極端性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兒童不會說謊,兒童言詞證據真實可靠;另一種觀點認為,兒童身心發育不成熟,其言詞證據不可信。
姚建龍認為,上述兩種極端性看法,均是對兒童言詞證據某一方面特征的片面強調。盡管兒童身心發育不成熟,但是通常并不會撒謊,言詞證據的真實性較高。但與此同時,也會存在易于受到認知、記憶、語言表達能力不成熟的影響,且容易受到干擾和誘導。
“在虐待兒童案件的辦理過程中,應當注重完善兒童言詞證據的取證制度,在適合兒童表達的環境中獲取兒童言詞證據,同時避免對兒童造成二次傷害。此外,在對兒童言詞證據的審查判斷中,可以借鑒國外較為成熟的陳述有效性評估技術,有效區分真實、誘導、謊言等言辭信息,并科學、依法采信。”姚建龍說。
而監控視頻向家長開放,則有助于解決取證難的問題。
姚建龍認為,立法規定幼兒園視頻監控系統的覆蓋范圍并向幼兒父母開放,有助于解決虐童案件中的取證難問題,有助于督促幼兒園規范管理,對于保護在園幼兒安全有著積極意義。
立法目的在于構建良好家校關系
姚建龍在調查中了解到,一些幼兒園園長和教師,并不希望視頻監控實時向家長公開。
“他們并不是心虛,幼兒園教師也認可建設視頻監控體系的做法,但是否有必要隨時向家長開放視頻監控仍有待商榷。在幼兒園里,家長與教師的信任關系比什么都重要。”姚建龍說。
對于姚建龍的這一看法,在河北省邯鄲市一家企業工作的高揚,有著切身體會。
“在我住的小區門口,就有一家幼兒園。我在送兒子上幼兒園之前,去那里了解過,有視頻監控,而且家長可以下載監控的APP,在手機上能實時看到孩子的活動。于是,我在2016年就很放心地把孩子送到那里了。”高揚說。
把孩子送到幼兒園一周之后,高揚發現4歲的兒子很抵觸去幼兒園。
“每天早上上學,都哭著不想去學校,還會把我們給他準備好的書包摔到地上。一開始,我們以為他只是不想上學,有抵觸心理,時間一長就好了。”高揚說。
然而,有一次和孩子聊天,改變了高揚的看法。
“有一天,我看到孩子腿上有一小塊淤青,就問他怎么回事。他告訴我,是老師掐的。當時,我就感覺一陣天旋地轉。”高揚說。
隨后,高揚就去幼兒園,提出查看監控的要求,但被園方拒絕。
“雖然是實時監控,但我們不可能一直盯著屏幕。而且,手機上看到的監控畫質不是很清晰,如果老師掐孩子的動作隱蔽些,是看不出來的。”高揚感覺自己吃了“啞巴虧”。
于是,高揚在多番打聽下,又給兒子換了一家口碑不錯的幼兒園。
“新換的這家幼兒園也有監控,雖然沒有采取直播的方式,但只要家長提出查看監控的請求,園方一般都會同意。”高揚說。
給兒子新換了幼兒園之后,高揚了解到,這家幼兒園的教師對孩子們都很好,孩子上學時的抵觸情緒也消失不見了。“我從這次換幼兒園的經歷中感受到,相比監控而言,家長和老師之間的信任、老師對孩子的愛,才是保護孩子安全的關鍵。”
“如果幼兒園的視頻監控處于一種家長隨時可以查看的狀態,并不一定是件好事,這樣很可能會讓幼兒園的看護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如果孩子不聽話,確實也需要管理,但對于管理方法,家長和老師會有不同的標準。如果處于一種直播方式的監控狀態,會嚴重束縛教師正常的看護活動。”姚建龍說。
姚建龍同時強調,但這并不是否定家長查看監控的權利和必要性。
“視頻監控向家長開放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保護幼兒的安全和健康成長,我想這也應當成為立法的核心目的。因此,可以立法明確家長申請查看視頻監控的條件和流程。這樣,既保護了幼兒安全和隱私,也不會對幼兒園的教學活動造成束縛。”姚建龍說。
鄭子殷認為,目前,在幼兒園安裝視頻監控非常重要,可以考慮采用提前試點、逐步推廣的步驟,推動幼兒園視頻監控系統定點、定時向符合條件的幼兒家長開放,為家長提供遠程查看權限。“這樣操作,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促進幼兒園規范日常管理,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家長及時了解幼兒園情況,緩解目前家長與幼兒園之間出現的不信任關系。”
文章編輯:CobiNet(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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